胡安焉：做过19份工作，我总是那个离职很快的人
胡安焉，写作者。1999至2019年间一共做过19份工作，包括酒店服务员、加油工、杂志美编、女装店店主、快递员等。2009年开始写小说，交替地工作和写作。2020年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获得关注，随后出版了非虚构自传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一席·枝桠」S03E14 胡安焉 正片01▲「一席·枝桠」S03E14 胡安焉 正片02▲「一席·枝桠」S03E14 胡安焉 正片0301我总是那个离职很快的人我换工作不能说完全是主动的追求。我早年换的大多数工作，还是因为遇到了我克服不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在加油站里边，当时应该是2001年，我还没转正，只是一个编外人员，一个月是1800。转正之后还有别的一些福利奖金之类的，只要我干下去，很快就能转正。收入我是满意的，工作强度也不大。虽然它是三班倒，有通宵班，但是就8个小时，不存在加班。因为时间到了，下一班的人都来了，你想加也不用加。但是运气不好，当时中石化要弄一个示范站，就把我挑去了。我是站里最年轻的，可能他觉得我个人形象也符合这个示范站的要求。因为他要拍出一套规范服务的教育片，在中石化内部去推广，所以挑了我去，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本来加油站离我家和我的夜校都非常近，两三公里以内，我骑单车就能到。但是那个示范站是在十几公里外的郊区，而且希望我们下班后不要离站，住在旁边的员工宿舍里。其实如果我一定要干下去的话，我也可以跟领导说，我在读夜校，时间有冲突，不能下班后还要住在这里。但是我当时20岁出头，连面对领导都害羞或者害怕，更不要说谈条件。所以我选择离职，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到了下一份批发雪糕的工作，我也是因为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做得不顺利。一个是我害怕竞争，不喜欢跟人产生摩擦。第二个是我没法跟领导、客户或同事去提要求。我到了一个新公司，总是员工里边看起来最认真的一个人。从来不迟到早退，服从性非常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可能总是那个离职很快的人，因为这其实是在透支，这种损耗是没法得到补充的。另外一个同事可能像老油条一样，你叫他干，他只出一半的力去干，平时跟你谈谈条件什么的。可能看起来不负责，但是反而能干得长久，因为他没有积累那么多排解不出去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以及实际的困难，比如说夜校时间冲突这种困难。我在学生阶段虽然也是一个害羞的人，但跟同学之间打交道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不涉及利益。但是踏入社会之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简单了。而这个时候我察觉到我其实是有讨好型人格的，当别人对我不满、有敌意，甚至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创伤性的体验。所以我宁愿让步，我不跟你争，这样能换来一些内心的平和。02今天我是这样一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的理想主义今天可能很多人觉得我父母的单位是一个事业单位，一听有编制，好像很好。但是在90年代的广州，对年轻人来说去台资、港资或者外资公司上班才是吸引人的。而国有单位首先工资非常低，其次编制并不是铁饭碗。因为90年代喊的口号就是打破铁饭碗。当时很多有自信、头脑灵活的人辞掉工作下海，去做生意或者去炒股，这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将来也有可能官方的说法一变，这些人又会变成投机倒把被打倒。那个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制度方面可能不太完善。举例来说，很多单位一旦从国有变成了半民营的状态，就会有一些经济账目不清楚的情况。我母亲是会计，她的厂长希望她在账面上把这些东西做掉。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地判断对错，每天惶恐不安，已经到了神经衰弱、我跟她说话她都听不到的地步。后来她也没参与，但是这样她要得罪人，可能都觉得是她要拖大家后腿，不愿意让大家多一些生存机会。在这种情理两难之间，再加上改革开放制度的发展相比于形势发展的落后，让她处在这种持续的、长达近10年的焦虑、恐慌。整个90年代她过得很糟糕。我小时候也明显感觉到我父母对我的教育，让我在面对我的同龄人的时候差异非常大。父母跟子女说的东西，要怎么做人、怎么投入社会，说的都是不同内容。我父母从来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从来不会想要帮助我有人生规划。他们的观念还是：我们是为社会培养子女的，社会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他们不会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什么对你更有利，我来帮你实现。追求私利在他们的脑子中好像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所以1998年学校的包分配制度开始取消时，他们还觉得很纳闷，好像整个社会不负责任了。他们对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没有理解，感情上也不是十分接受。2009年之后，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我去网上面搜索了很多资料，我去分析从小到大我妈反复跟我们说的很多口头禅，她的一些观念、做法。比如她没有任何喜欢的东西，所有菜上来全部都平均地吃一遍。她认为这是自己优秀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这是没有喜恶的表现。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喜恶的，但是她认为个人喜恶是一件错误的、有危险性的事情。她压抑了自己的喜恶，实际上也是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这些都是她的口头禅，这其实也是当时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种塑造的结果。我父母有很多观念可能是在很扭曲的情况下接受的，但是那个观念本身是好的，比如他们相信职业无分贵贱。我也相信这些，但是我不希望是因为自己的愚昧而接受，我希望了解它是怎么影响我的。有一些观念可能有笨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它是善的，所以我仍然希望把它作为我的价值信仰。03一个真正能代表我这个人的事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可能是在我30岁之前吧。2007到2009年在南宁的女装生意经营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卷进这个生意里，需要面对很多我自己承受不了的跟同行的一些摩擦、竞争、互相的伤害甚至是暴力的冲突。当这些都反复的发生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厌倦和逃避的心理。上午在店里面，虽然我要守着，但是中午饭之前可能一个顾客都没有进门，没有什么人早上出来逛街，我其实是有时间去读一些东西，当时我可能就读了这个书。▲ 当时胡安焉在南宁一家商场开的女装店它表现的就是一种孩童一样的单纯天真，跟成人世界之间的种种的格格不入。霍尔顿他老是见到一个人就说对方假模假式，他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虚伪的一个世界，有一套成人世界的规则决定你要怎么待人处事，但都不是他们真实内心的想法。虽然霍尔顿的情况跟我的情况原因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打动我的。一个小孩从学校逃到家，逃回纽约，他其实也是一路在逃、一路对环境的不适应。《麦田里的守望者》可能是第一部最打动我的小说，它可能也是我选择开始写作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写得很好，我希望也做这样的事情。一开始的阅读都是随机的，我当时读了很多小说，但有些是读不明白的。后来我发现“迷惘的一代”特别能够读进去，包括塞林格、海明威、理查德·耶茨、杜鲁门·卡波特这一类作家。因为他们写的都是比较现实的故事，整个思想观念方面跟我当时身处的社会环境挺有共鸣的。“迷惘的一代”他们描写人的一种幻灭感，追求的不可得到。他们把自己的这种生命感受转换成一个艺术作品。不一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够克服这种失落感，但是他们让这种失落感获得一种美的形式，通过这种审美的形式，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一点价值。在我30岁之前，我不觉得我做过的任何事情是真正有价值的，那我希望找到一个真正能代表我这个人的事情，不像之前的那些工作，其实换谁做都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让我有一种个人价值的确认感。在我有限的选项里边，写作是成本最低的，不需要采购什么器材，也不需要报什么班去学习，我只要拿起笔就能写。刚开始写作的头两年，写的小说比较接近于像卡佛和塞林格的那种故事，素材很多还是取材自我之前的人生经历，比如说1999年在酒店里面做服务员的经历，我也用它作为素材写过一篇小说。一个很难处理的经验，通过小说的形式去创作它，它就获得了一个审美的形式。很难概括它这个作用是怎么产生的，但是总会觉得这段经历有了一个归宿，否则它总是一个负面的、让我难以面对的东西。但是你处理过了它之后，相对会好一点。04海水退去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有强烈的解释的冲动，我父母也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很在乎别人眼光的。有时候我意识到了，我就压制一下，但是它也成为一种动力。恰好黑蓝文学公号邀请我写一个专栏，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边不方便深入的那些我的精神方面的内容，总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怎么会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个自我梳理深入写了一遍。从2021年底开始写，到2022年8月结束，这些写作最后也签了出版，书名叫做《我比世界晚熟》。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困惑还是来自外部的。如果地球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任何困惑都不会有。我的所有心理问题都是人际带来的。去年我的书出版之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和褒美。在2020年之前不会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来问我问题，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有很多网上的人说，这个快递小哥好通透。但他们心里可能以为这个快递小哥25岁，他不知道我今年已经44了，我送快递的时候已经40了。在这种状态下我很难回答我还有什么困惑。可能过了三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更看清楚，我现在这种短暂的浑浊状态之后、这个海水退去之后，我现在可能意识不到的问题在哪里。但绝对不通透。策划、采访|CH、张畅执行导演、摄影|房子、Chaos、大凯剪辑|Chaos设计|乔四九鸣谢|胡杨文化编辑杨子铎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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